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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概述
曾巩，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十个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亲被罢官，身体也不好，所以肩负起养家的重任。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他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考中进士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编校书籍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任职情况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告老还乡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散文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散文体裁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而后人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在《南丰文钞引》中云：“予录其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嗟呼!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学者不可不知。
虽然在入选篇目上序最多，但是曾巩的序总数就有49篇，这里选入篇目占63%左右，而曾巩的记体散文总数是39首，入选的28首中只有一篇是传，其余27首占了近70%。从比例上来看，仍然是记体散文占据主导地位。再如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曾巩入选的记有20篇，占其记体散文总数的51%左右，而其他入选的书、序、启、状、疏、札、诏、墓志铭等占各自总数的比例均低于这个比例。再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他的分类基本与笔者所参考的版本是一致的，姚鼐选了曾巩的记10篇、赠序4篇、书2篇、疏1篇、序跋8篇、论1篇。仅从各类入选的篇数上看，记体散文就占了绝对的优势。
类别特点
人事杂记类：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工程营造类：在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文以载道的观点。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曾巩的这部分作品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思想。据上文统计，共有6篇工程营造的记体散文，分别是：《繁昌县兴造记》、《拟岘台记》、《瀛洲兴造记》、《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齐州北水门记》、《襄州宜城县长渠记》。寺院记和学记类：曾巩历来被称为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通过对曾巩记体散文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
散文特色
曲折谨严——曾巩记体散文的结构特色：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气因而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一开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饥荒到来之前所做的各种准备，怎么发放粮食，什么时间发放，在哪些地点发放，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放措施，对弃婴的收养等等，这些曾巩都详细而有条理的记了下来。最后笔锋自然转到表现赵公其人的赈灾有方、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辉形象上。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其次，曾巩记体散文在结构上还有迂回曲折的特点。质朴尚议一曾巩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政治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仁宗嘉佑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弟子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其实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语言色彩上，曾巩的语言客观朴实。其次，在语言表达上，曾巩的语言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最后，曾巩的语言力求准确。 理性冷静一曾巩记体散文的情感特色：曾巩总是被人称为醇儒刘熙载《艺概》就这样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看曾巩的散文，很难看到他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散文态度
曾巩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曾巩对中正平和的文风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是人生态度的影响。曾巩在思想上曾巩推崇儒学，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巩则喜好学习刘向的文风。除了在思想和文风学习上偏好的影响，曾巩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风格形成的因素之一。曾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直到三十九岁才金榜题名。古人七十古来稀，快四十的曾巩才在求仕的路途上获得了第一次成功，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多年间，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坎坷磨炼出曾巩坚韦刃的性格。使得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种淡薄的心态去面对人世的一切,反应到文学作品中便内化为一种沉稳淡定的风格。曾巩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终都是坚强冷静的面对，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砺赐予了曾巩从容踏实、客观冷静的心境,从而在他创作的诗文中也深深的烙上这样的印记。
曾巩诗词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第一，纪实诗。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巩以诗歌真实描写了民生疾苦的状况。在《追租》这首诗中，一句“山下穷割剥”写出了饥荒之年农民还要被层层盘剥的悲惨境遇，由此抨击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并提出“浮费义可削”的政策主张。这首诗没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写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针砭时弊，体现了曾巩关注民生疾一脉相承。与《追租》的主题思想类似的还有：描写虫灾肆掠、揭批官忧国忧民忧时的《边将》、《胡使》、《嗟叹》等等。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二，咏史诗。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例如在《扬颜》一诗中，曾巩敬慕扬雄的立言不朽和颜回的立德不朽，以两人执著求道精神激励自己进业修德。再比如曾巩的《读五代史》，诗文以历史讽喻现实，以史谏言北宋统治者革借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推崇诚信道德的《论交》；表达渴望明主、隐含壮志难酬之情的《隆中》；谏言选贤举能、反对排斥贤臣的《垓下》等等。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第三，离别诗。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例如诗合集《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显示，曾巩看望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返回时，离愁别绪顿生，对欧阳修的才学与人品大加赞赏。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巩前去拜访仰慕已久、刚刚去职宰相的杜衍，临别时曾巩表达了对两人友情的珍重和对杜衍的敬仰之情。曾巩的此类诗歌还有：怀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诗》、《江上怀介甫》；惜别友人的《送陈商学士》；感伤人才离去、叮嘱学生的《送钱生》；送别、劝慰失意者的《酬吴仲庶龙图暮春感怀》、《送孙颖贤》；怀念、惜别亲人的景交融，感染力极强。此外，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概述
曾巩，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十个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亲被罢官，身体也不好，所以肩负起养家的重任。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他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考中进士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编校书籍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任职情况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元丰三年（1080），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告老还乡
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散文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散文体裁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而后人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在《南丰文钞引》中云：“予录其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嗟呼!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学者不可不知。
虽然在入选篇目上序最多，但是曾巩的序总数就有49篇，这里选入篇目占63%左右，而曾巩的记体散文总数是39首，入选的28首中只有一篇是传，其余27首占了近70%。从比例上来看，仍然是记体散文占据主导地位。再如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曾巩入选的记有20篇，占其记体散文总数的51%左右，而其他入选的书、序、启、状、疏、札、诏、墓志铭等占各自总数的比例均低于这个比例。再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他的分类基本与笔者所参考的版本是一致的，姚鼐选了曾巩的记10篇、赠序4篇、书2篇、疏1篇、序跋8篇、论1篇。仅从各类入选的篇数上看，记体散文就占了绝对的优势。
类别特点
人事杂记类：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工程营造类：在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文以载道的观点。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曾巩的这部分作品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思想。据上文统计，共有6篇工程营造的记体散文，分别是：《繁昌县兴造记》、《拟岘台记》、《瀛洲兴造记》、《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齐州北水门记》、《襄州宜城县长渠记》。寺院记和学记类：曾巩历来被称为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通过对曾巩记体散文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
散文特色
曲折谨严——曾巩记体散文的结构特色：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气因而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一开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饥荒到来之前所做的各种准备，怎么发放粮食，什么时间发放，在哪些地点发放，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放措施，对弃婴的收养等等，这些曾巩都详细而有条理的记了下来。最后笔锋自然转到表现赵公其人的赈灾有方、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辉形象上。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其次，曾巩记体散文在结构上还有迂回曲折的特点。质朴尚议一曾巩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政治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仁宗嘉佑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弟子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其实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语言色彩上，曾巩的语言客观朴实。其次，在语言表达上，曾巩的语言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最后，曾巩的语言力求准确。 理性冷静一曾巩记体散文的情感特色：曾巩总是被人称为醇儒刘熙载《艺概》就这样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看曾巩的散文，很难看到他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散文态度
曾巩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曾巩对中正平和的文风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是人生态度的影响。曾巩在思想上曾巩推崇儒学，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巩则喜好学习刘向的文风。除了在思想和文风学习上偏好的影响，曾巩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风格形成的因素之一。曾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直到三十九岁才金榜题名。古人七十古来稀，快四十的曾巩才在求仕的路途上获得了第一次成功，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多年间，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坎坷磨炼出曾巩坚韦刃的性格。使得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种淡薄的心态去面对人世的一切,反应到文学作品中便内化为一种沉稳淡定的风格。曾巩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终都是坚强冷静的面对，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砺赐予了曾巩从容踏实、客观冷静的心境,从而在他创作的诗文中也深深的烙上这样的印记。
曾巩诗词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第一，纪实诗。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巩以诗歌真实描写了民生疾苦的状况。在《追租》这首诗中，一句“山下穷割剥”写出了饥荒之年农民还要被层层盘剥的悲惨境遇，由此抨击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并提出“浮费义可削”的政策主张。这首诗没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写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针砭时弊，体现了曾巩关注民生疾一脉相承。与《追租》的主题思想类似的还有：描写虫灾肆掠、揭批官忧国忧民忧时的《边将》、《胡使》、《嗟叹》等等。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二，咏史诗。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例如在《扬颜》一诗中，曾巩敬慕扬雄的立言不朽和颜回的立德不朽，以两人执著求道精神激励自己进业修德。再比如曾巩的《读五代史》，诗文以历史讽喻现实，以史谏言北宋统治者革借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推崇诚信道德的《论交》；表达渴望明主、隐含壮志难酬之情的《隆中》；谏言选贤举能、反对排斥贤臣的《垓下》等等。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第三，离别诗。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例如诗合集《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显示，曾巩看望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返回时，离愁别绪顿生，对欧阳修的才学与人品大加赞赏。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巩前去拜访仰慕已久、刚刚去职宰相的杜衍，临别时曾巩表达了对两人友情的珍重和对杜衍的敬仰之情。曾巩的此类诗歌还有：怀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诗》、《江上怀介甫》；惜别友人的《送陈商学士》；感伤人才离去、叮嘱学生的《送钱生》；送别、劝慰失意者的《酬吴仲庶龙图暮春感怀》、《送孙颖贤》；怀念、惜别亲人的景交融，感染力极强。此外，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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